专家观点 | 疫情下的中国消费金融系统性风险及对策

鼠年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中华大地， 截止2月19日24时，全国累计确诊74679例。虽然疫情拐点隐现， 但就业、外贸等存在滞后效应，经济负面影响在未来还会持续并且扩大。据统计，春节后，全国春运返程客流比去年下降83%；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今年2月比2019年12月下降50%。所有这些指标指向中国一季度经济成长承压，有专家预计，今年1季度全国GDP将增长近3.7%， 全年增长5.7%。

对于消费金融行业来说这是个不乐观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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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犹现

从短期来看， 消费金融行业面临三难，风控难，贷后难，运营难。去年的监管风暴导致整个行业承压明显，贷后管理手段受限，贷款利率受限，资金和流量成本居高不下，毛利率薄弱，同时任何经济的下行都会对借款人的消费意愿，还款能力等等造成巨大压力。进而，因隔离观察，复工推后导致的贷后管理能力困境，疫情原因的延期投诉等都对消费金融展业造成压力，直接导致最近数家机构已经宣布清盘。

从中长期来看，面对市场的下滑，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收缩是一个必然，消费金融的共债风险进一步加大。对于习惯了“十个锅九个盖”的消费金融群体，消费信贷的紧缩会带来客户授信额度的缩减，加之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的下降，会造成客户资金链的断裂，进而行业不良会进一步上升。

2018年底，在银行共债客群我们就已经看到类似情况：国内共债情况不断加剧，同时现金贷行业因为监管政策的持续出台而出现巨变，下沉消费客群转向持牌机构业务，包括信用卡业务。一些持牌金融机构提前预判风险、缩紧授信、导致全行业逾期的进一步上升。2019年上半年银行财报显示公布信用卡业务不良的上市银行中70%不良有明显上升 。总而言之，疫情及经济下行，可能会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从单个机构角度来看，抢跑会帮助具体业务降低风险，但是对于整个行业风险溢出会加剧系统性风险的冲击。

至于疫情的具体影响，笔者调研了国内一些头部持牌机构，调研数据显示，首逾在不断攀升，有的平台首逾环比增长7-8个百分点，入催率上升10%+，客户还款能力下降20%+，同时有些以线下业务为主要获客渠道的机构，业务量缩减50%+。

另外，21CN旗下“聚投诉”及黑猫网数据显示，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针对金融机构的投诉是用户主动发起的因疫情误工期望延期还款的诉求。不论是资金充足的持牌机构还是非持牌的互金机构，疫情延期还款诉求在春节后普遍占每日投诉量的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并逐日呈上涨趋势。尽管部分老赖群体会以疫情为由逃债，但是内生的收入下降或者丧失导致的还款压力是很现实的。

结合以上，因为疫情影响，中国C端消费信贷面临一定系统性风险，该风险程度以及潜在的破坏力会因为疫情发展情况以及滞后效应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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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对策

各级政府以及监管已经及时注意到疫情影响的相关风险，并且及时出台了多项政策及指导意见。历史经验证明，相较于西方，中国政府更能胜任解决系统性危机，实现经济软着陆。对于这次疫情隐含的长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有能力、有方法、有措施帮助社会全行业度过这次难关，但短期失焦隐藏的风险亦不容忽视。

目前政府以及监管指导意见聚焦在对于企业和就业的扶持，而跟消费金融行业相关的，最主要的是1.31号人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其中明确表示金融机构在信贷政策上要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员包括被确诊，被隔离观察，参与卫生防疫，以及暂时失去工作收入来源的人群。对此，各大银行迅速响应并纷纷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措施， 包括延期还款、免受利息/罚息、逾期不进入征信等。但这些政策建议均非强制性，特别是对非持牌机构不具备约束力，执行成本均有具体机构承担。在具体操作层面，金融机构客户需要提供相关书面证明以及通过人工客服处理才能够享受到优惠措施。这些将大大限制受影响人群覆盖范围， 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有效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以某航空公司白条借贷产品为例，其具体优惠措施为：对于“已确诊且无法按时还款的用户，以及奋战在疫情一线医疗系统的用户“，可以于2月底前申请延期还款，逾期不上征信，并减免罚息；申请人还需手动提出申请，并且提交工作证明或者诊断证明。从优惠措施影响角度来看，很难想象一个被疾病困扰的病人或者全天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有时间有精力处理相关要求，并且目前全国确诊病例不超过8万，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不会超过几十万人，资质符合比率低，优惠措施变成某种形式摆设。而对于从经济和就业层面受到困扰的广大客户，除非通过投诉渠道，这些优惠措施并无实质性帮助。

●对此，笔者建议在宏观层面 ●

● 1. 政府在扶持企业、解决就业经济这些根源性难题的同时，也一定要防范消费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消费金融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是金融业触达到消费者以及各行业最直接的管道。

● 2. 加大对消费金融行业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提升监管不良容忍度。比如，对于持牌机构最近实施的60天以上逾期即纳入不良的认定规则是否考虑松绑，对于非持牌机构是不是可以考虑放缓强制关停措施，并且给予一定资金政策扶持，帮助一些有实力有意愿的机构尽快转型为持牌机构，以防止金融风险传导到现有持牌机构。

● 3. 提升疫情影响化解政策可操作性，特别是从受影响客户层面。针对深陷消费金融信贷泥潭的人群，出台一些具体扶持措施，而不是仅仅通过无条件支持监管投诉手段。应对个人信贷破产，美国个人负债的债务重组（Debt Consolidation）是一个值得探索方向。同样，2003-2005年中国台湾地区信用卡/现金卡双卡危机期间，中国台湾地区提出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法草案”可以让负债人通过申请个人破产的方式解困，同时破产的自然人的诸多权益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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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对策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从次贷开始，蔓延到这个金融领域，继而是全行业就业，然后是消费者信心，接着是各种资产不良飙升，包括信用卡这样的循环消费信贷, 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国以下沉客群信用卡业务为核心的Capital One在恶劣的大环境下，通过技术手段以及良好的业务判断，成为在整个经济危机中在任何一个季度都能实现盈利的两家银行之一。

从影响力角度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特别是考虑到现在全国新发病例呈不断下降的局面；但是从解决相关市场风险的技术手段来看，双方应该是互通的，国内金融机构可以采用海外的一些经验手段。因此，从机构微观实操层面，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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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营销风控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质量下滑，以及保营收求增长的困境之中，对业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求愈来愈高。具体来讲：

1) 建立健全信贷资产经济下行前景下压力测试工作。根据各种压力测试场景，模拟市场变化，并相应提高拨备覆盖率。同时考虑启用一级资本金夯实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或者及时增补临时资本金。

2) 提升业务表现监控的频次、颗粒度及响应度。具体来讲，可以通过引入合规三方信息，包括关注一些地域性或者行业性经济变动，并以此为依据做风控政策调整。信贷政策的快速调整。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业务该停的停，该关的关。

3) 提升风险模型的迭代速度。在不同经济周期，风险因子对风险水平的影响可能发生变化的。在美国银行业，很经典的一个案例是在08年经济周期之前，有房贷客群属于高收入客群，隐含风险水平低，随着美国房贷政策的不断下沉，特别是经济危机爆发后，有房贷因子反而意味风险上升。信贷风控模型需要在经济周期波动期间及时调整，从而体现当下实际。

4) 采用一些新的账户管理措施，比如早期账户管理（Early Account Management）。EAM是Capital One采取的一种根据账户早期表现实现对客户风险更早更准确判断，并进而对客户授信政策更精细化管理的技术手段。正常贷后管理会根据客户每期贷后还款表现对客户风险从新定级，但是在经济下行特别是因某种外部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时期，更早的判断客户风险变化会是金融机构具有先发优势，更具体来讲，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客户账户设立并激活后的早期表现数据，包括前几笔消费数据，客户服务信息，等建立某些贷中风险模型或规则，并以此对造出授信进行精细化管理。早期账户管理对于信用卡等循环授信业务重要性尤其明显。

5)  对于部分机构反馈贷后贷后还款率大幅下降40%以上的贷后难题，建议机构提前人工介入，同时开展贷后管理话术定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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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科技手段使用

风控和贷后管理效率，同时减少对于人力的依赖，例如使用智能获客机器人、智能交互机器人、智能客服机器人等。在疫情影响下，返工率迟迟不能回升到合理水平，同时随着经营现金流的缩减，机构减员增效的需求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弥补。

疫情终会过去。待雨过天晴，我们对中国消费金融行业会随着经济的提速换挡而长期看好。

作者简介：

宋鑫博士，同盾科技决策科学部总经理

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里兰大学统计博士。曾在美国Capital One公司任职，拥有十年以上的信用卡，零售银行，小微企业，保险业信用⻛控，反欺诈等行业服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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